资料图：考古事恋人员掘客古墓。 李超庆 摄

　　阻击盗墓贼

　　本刊记者/胥大伟

　　2020年10月19日，涉嫌重大文物犯法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刘继园就逮。

　　在被通缉之前，刘继园在南京恒久策划一家“古工艺品店”，以正当策划古玩为幌子，黑暗倒卖国度贵重文物。自2015年至2018年期间，刘继园涉嫌多次从盗墓者手中违法收购舍利、编钟、铜虎、金棺银椁、鎏金棺、铜镜等国度贵重文物举办倒卖。2018年案发后，刘继园溘然鸣金收兵，陕西、安徽警方相继对其上网追逃。公安部先后两次宣布A级通缉令，通缉涉嫌重大文物犯法的刘继园。

　　2017年以来，公安部、国度文物局在全国陈设开展冲击文物犯法专项动作。颠末三次一连专项冲击，侦破种种文物犯法案件3481起，抓获犯法嫌疑人5867名，打掉犯法团伙751个，追缴文物40000余件。公安部持续宣布四批A级通缉令，通缉42名重大文物犯法在逃人员，已抓获38名。

　　本年8月31日，公安部、国度文物局陈设继承开展为期1年的新一轮冲击文物犯法专项动作，重点冲击偷窃盗割石窟寺石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偷窃古塔等文物修建犯法，以及针对重点文物掩护单元或国度贵重文物等犯法。

　　一面是冲击文物犯法进入常态化，另一面在冲击文物犯法时仍面对统领权、专业人才、机构体例、司法逆境等诸多灾题。利剑固然高悬，但征途依旧漫漫。

　　滞后性和统领权逆境

　　“此刻呈现了一个怪圈”，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军说。

　　寿县曾是战国后期楚国京城，到唐、宋时，寿县以富贵著称于世。因为墓葬资源富厚，这里被称作“地下博物馆”。沈军地址的寿县公安局一直奋战在冲击文物犯法的最前线，然而让他苦恼的是，“公安构造一直在冲击，但盗墓者一直还在干。”多位一线警方人士认为，盗墓犯法赢利极大，而犯法本钱却不高，这使得盗掘古墓犯法一直难以不准。

　　连年来，一直有学者号令冲击盗墓犯法要走“趋严”的路子。2011 年刑法批改案(八)把涉及文物犯法的死刑全部打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传授孙华接管媒体采访时就曾指出，刑法中将盗墓打消死刑，于是立竿见影地造成了盗墓现象越发猖狂，这很是值得引起各人的反思。

　　对付警方而言，冲击盗墓犯法经常碰着无人报案的难过。文物案件数据的来历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公安构造把握的数据，二是报到国度文物局督察司的数据。山西警员学院传授、晋中市公安局榆次分局副局长靳平川此前接管媒体采访时指出，文物系统把握的数据其实很少，而公安构造把握的数据也只是一个备案数，由于各类原因，种种案件的备案和发案存在数据差。大量的古墓被盗掘后由于没有直接管害人而导致“民不告”，所以盗墓案件的备案数远远小于发案数。

　　更为被动的是墓葬被盗的情报信息经常存在滞后性。譬喻淮南武王墩古墓早在2015年就遭到盗掘，交通设施厂家，直到2018年头，河北定州市公安局侦破一起盗掘古墓案件，该团伙成员揭发检举，淮南警刚刚接到线索。“冲击永远都是滞后的，你都没有发明，怎么备案？又怎么侦查？”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坦言道。也有考古学者诉苦，“我们好像老是跟在盗墓者身后，被动的举办应急掩护”。

　　在山西“6·15”陶寺北坟场系列盗掘古墓案中，发明遭到盗掘是在2016年，而盗墓早在2013年就开始了。陶寺北坟场原先并非是掩护区，直到发明遭盗掘才开始申报。“掩护区都是盗出来的。”山西省公安厅冲击文物犯法临汾办案中心认真人韩伶俐有些无奈地说道。他汇报《中国新闻周刊》，许多盗墓案件案发时，并没有被规定为掩护区，大部门古墓在还不是掩护区的环境下就已经被盗的参差不齐了。“只要找不见墓坑，就很难牢靠证据，中间线索一断，再追查就难了。”

　　文物犯法最大的特点就是遍布全国，文物规模地下渠道其实是四通八达，盗墓犯法团伙时常跨区域流窜作案，给警方冲击文物犯法带来挑战。这需要公安系统成立高效精准的情报信息系统和共享机制。

　　“我们已经超前在经营这件工作。”黄升忠汇报《中国新闻周刊》，大都古墓被盗后很难第一时间发明，往往报案时已错过最佳侦破机缘，针对此普遍性问题，淮南市公安构造成立了重点人员库，通过对活动到淮南的全国盗墓高危地域人员勾当轨迹举办数据研判，团结文物部分提供的疑似被盗掘案件信息提取有代价线索，对重点人员实行立线策划侦控，从而实现精准冲击。《中国新闻周刊》亦从上海警方获悉，内地公安构造与其他外省市也成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同时重点存眷重点地域的文物商人。国度文物局和公安部则依托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局，成立了冲击文物犯法信息中心，为全国冲击文物犯法提供信息和技能支持。

#p#分页标题#e#

　　困扰公安构造冲击跨区域盗掘古墓葬犯法的另一个困难，是案件统领权逆境。山西省临汾市公安构造在侦办一起盗掘古墓葬案件中，因犯法嫌疑人将文物盗掘后在其他处所倒卖，且持续倒卖多手，查看构造认为被盗文物的倒卖行为地和掩饰隐瞒犯法所得行为地不在当地，当地侦查构造没有统领权，因认识不统一及相关法令划定的不完善，致使在文物追缴和全链条冲击上无法正常的开展事情。

　　以掩饰、隐瞒犯法所得、犯法所得收益罪为例，今朝相关的司法表明中只有2007年5月11日实施的法释(2007)11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查看院关于治理与偷窃、抢劫、骗财骗、抢夺灵活车相关刑事案件详细应用法令若干问题的表明》中，第五条划定了跨区域实施犯法的统领问题，而对付文物犯律例模并没有具体的划定，因此造成认识不统一问题。

　　对付处所公关构造而言，在冲击文物犯法进程中，普遍城市遭遇统领权的司法逆境。一位警方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呈现雷同逆境，与员额制改良有干系，查看院、法院实行员额制，“谁办案谁认真”，查看官们不肯为外省案件包袱特另外风险。多位警方人士发起，相关部分应对相关法令礼貌举办修缮明晰。

　　如何故“专业化冲击职业化”

　　冲击文物犯法，对比于传统的侵财类犯法而言，交通设施厂家，具有专业壁垒。对付处所公安构造而言，冲击文物犯法首先面对的是专业人才不敷的困难。

　　山西省公安厅冲击文物犯法临汾办案中心认真人韩伶俐办过相关的专业人员培训班。他汇报《中国新闻周刊》，培养冲击文物犯法专业人员，难点就在于需要对汗青、对文物有深厚的相识。克日，公安部刑侦局文物犯法案件侦查处宣布的雇用中，就要求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人才。在处所上，山西警方通过三年的冲击文物犯法专项动作，造就冲击文物犯法专业人才，同时成立了冲击文物犯法专业人才库。

　　“专业人才必需颠末实战造就。”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汇报《中国新闻周刊》，淮南市公关构造也是回收雷同做法，即市局合成作战中心牵头，组织人才培训、大体案批示冲击，网安、技侦、视频、情报等部分同步上案，在实践中慢慢形成冲击文物犯法的人才梯队。

　　面临日益职业化的文物犯法，公安部分想要实现“专业化冲击职业化”，需要专业机构举办支撑。如何办理机构体例问题，无疑是一道困难。公安部刑侦局新近创立了文物犯法案件侦查处，就是旨在更专业的冲击文物犯法。而在处所上，受制于机构体例问题，今朝只有陕西省公安构造设立了冲击文物犯法的专门机构。

　　在精简体例的大趋势下，处所下层公安构造增设冲击文物犯法的专门机构并不现实。黄升忠坦言，安徽不是文物大省，并没有专门的警种来专业化冲击文物犯法。为了办理这个困难，淮南市公安局设立了合成作战中心，从接处警、备案、现场勘查、信息研判、审讯再到文物判断移交等环节统一批示，合成作战。专业人员平时分手在市局和各分县局，碰着警情则可以快速集结形成事情专班。

　　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军汇报记者，面临一些文物犯法案件，分县局往往没有专业步队，也没有技侦、网安等技能气力，“本领达不到，必需依靠市局，举办资源整合。”

　　文物犯法案件的侦办往往是一场费力的“马拉松”。“我们最长的案子花了一年半”，韩伶俐汇报《中国新闻周刊》，抓捕是件很巨大的事，“我们要把所有的侦查时间用到极致”。对付团伙化、职业化的文物犯法案件而言，深度策划是须要的，“我们需要风雅的研判，在收网之前要把每个环节要摸清楚。”黄升忠汇报《中国新闻周刊》，深度策划经常要淹灭数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这意味着冲击文物犯法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往往冲击一个流窜多地的盗墓团伙，警方需要调派多个抓捕组，几十名警力分赴多地举办侦查、抓捕，办案本钱动辄上百万元，只能挤占其他办案经费。

#p#分页标题#e#

　　为了掩护文物，国度会有专门的预算经费，但它是向一些文物大省倾斜的。“安徽基础就没有，像我们这更谈不上经费保障。”黄升忠坦言。多位受访警方人士暗示，冲击文物犯法的经费保障，仅仅靠率领重视是不可。率领重视，只能办理一个处所可能一个问题，不能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受制于人员体例和经费的尚有文物掩护部分。因事情干系，沈军时常会与下层文物部分交换。沈军汇报《中国新闻周刊》，光靠文物部分同样办理不了文物掩护问题。以寿县为例，全县存有奇迹160多处，个中唐、宋、明、清修建10多处，古墓葬多达80多座，古遗址29处，而寿县文化和旅游局构造行政体例员额只有15人。“统领面积大，靠十几小我私家怎么能管得了？”沈军发起，对付一些重点的墓葬区域应实行专人看守可能技能防御，并把它纳入当局职责，提高重视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认为，文物行政法律结果不抱负，主要原因是法律步队不足充分和专业。此刻很多处所的文物部分已经没有专门的法律步队，而是由文化综正当律步队举办文物行政法律。文物打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而综正当律人员不必然具备，严重影响了法律本领和结果。王云霞发起应该成立一支专业的、专门的文物法律步队，赋予其独立的法律权，才气真正有效地推行文物法律的责任。

　　判断困难

　　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中，26件编钟被有关部分判断为二级文物，淮南警方对此持有异议。“我们认为应该是一级文物”，淮安市山南新区公循分局刑侦大队长高坤汇报《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提出可以举办微量元素认定，也申请了判断复议，但没有乐成。

　　警方之所以较真于判断品级，是因为文物的品级判断功效直接干系到犯法分子的量刑尺度。凡是盗掘一级文物量刑尺度是10年以上，盗掘二级文物的量刑尺度则是10年以下。

　　“我们感受最难的就是判断方面。”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黄升忠汇报《中国新闻周刊》，现行文物犯法法令仍为1997年对文物犯法的法典化结构，已不适该当前冲击犯法的需要，如在文物判断方面，存在判断机构少，且从头判断难的现象。

　　2018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查看院、国度文物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五部分连系印发《涉案文物判断评估打点步伐》，个中明晰国度文物局认真遴选指定涉案文物判断评估机构，拟定涉案文物判断评估打点制度和尺度类型。省级文物行政部分认真推荐本行政区域内涉案文物判断评估机构，对涉案文物判断评估事情举办监视打点。国度文物局在全国遴选指定了41家涉案文物判断评估机构。据国度文物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连年来41家涉案文物判断评估机构对1300余起刑事案件提供涉案文物判断，涉及可移动文物7万余件(套)，不行移动文物近600处。

　　然而在下层，判断需求仍然难以满意。黄升忠认为，办理判断难，需要在国度层面思量文物判断机构的配置。另外，判断机构间存在说法纷歧的现象，省域之间也存在尺度差别。对比于普通犯法的司法判断，已经形成了一套连贯的机制，涉案文物的判断机制仍有待补课。

　　山西省资深文物判断专家李文(假名)汇报《中国新闻周刊》，举办文物判断主要照旧依靠判断人员对文物的认知，也会回收X光透视器物内部布局，来分辨真伪。当文物被收缴返来之后，判断人员会先做原始信息录入，包括尺寸、重量、来历等信息，然后照相，下一步再举办真伪、级别、贵重水平等方面的判断。判断功效需要在场的多位专家告竣一致评价。

　　李文汇报记者，文物的评级尺度主要参考其汗青代价、艺术代价和科学代价。如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坟场出土的青铜器，往往定的级别相对较高，是因为晋东南鲜有商代墓。在酒务头发明一个商代墓，意味着它证明其时该地域也有商文化的存在，因而能办理一个汗青上的问题。而同样的青铜器，若出土于河南，它的重要性就会低落。

　　北京大学汗青系传授朱凤瀚曾介入过若干次被盗文物的判断事情。他汇报《中国新闻周刊》，国度并不是没有文物的评级尺度，文物判断机构也城市凭据国度划定的尺度来举办文物定级，只是有些方面可以再细化。

#p#分页标题#e#

　　总的来说，专家举办文物判断只定文物材质、器型、年月和品级，但并未将“是否系出土文物”、“是否系克制交易文物”纳入判断领域，这也给文物溯源增加了难度。

　　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相关认真人汇报《中国新闻周刊》，在重要文物溯源进程中，一些文物被盗掘后经多次倒卖，有的走私出境后又回流海内，文物溯源难度较大。有的犯法嫌疑人将线索指向已灭亡的人，致使线索间断，重要文物无法溯源。

　　更为要害的是，文物是否属于国度克制交易的，判断机构不予认定，这使得公安构造在追索和溯源文物时，文物在畅通生意业务环节的“罪与非罪”难以认定。

　　文物生意业务的罪与非罪

　　文物犯法是一条长长的玄色链条，然而一线的公安干警却经常碰着文物畅通规模“罪与非罪”的界定困难。“如果我是一个保藏喜好者，从市场取得，但我并不知道它是出土文物，如何界定？”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沈军抛出来他的狐疑。沈军认为，对付文物畅通规模，我国的法令过于宽泛，这会造成过量冲击和认定困难。

　　一个典范的案例是，山西一位住民在地摊上买了一堆碎铜片，回家后他将碎片一一拼接修复，然后再将文物卖掉，由于无法确定市场端的源头，警方在“罪与非罪”的认定方面陷入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掩护法》认定，每每出土出水的文物都是国度的。但其第50条划定了私有文物的取得方法：依法担任或接管赠与；从文物商店购置；从策划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置；国民小我私家正当所有的文物彼此互换可能依法转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认为，前面三项都较量清晰，后头这项划定确实较量容易引起歧义，而且容易被曲解。依法转让的寄义也不是很明晰，应该包罗无偿的赠与、担任，以及有偿的交易，不只与前面几项有所反复，还大概激发小我私家可否出售文物的质疑。文物的取得方法涉及国民的根基权利，应该划定得越发明晰、详细，不该恍惚不清。

　　北京大成状师事务所高级合资人钱卫清认为，是否是出土出水文物，不该该由文物持有人来证明，这是有罪推定，违反了善意取得原则。“只要没有证据表白他是偷窃的、盗墓的、走私的，国度克制生意业务的文物，那么它是正当的。因为这些文物它有无数种来历。”钱卫清说。

　　王云霞认为，地下、水下文物属于国有，不答允私人所有，也不答允生意业务，因此不存在因为对出土文物生意业务的恍惚性，造成罪与非罪边界不清的问题。有些人之所以对付涉及出土文物的生意业务治罪有迷惑，是因为他们认为本身是从正当市场可能他人手中，以公道价值购置的，是完全不知情的。可是，法令已经明晰划定了文物的特许策划，假如不是从具有资质的文物商店可能拍卖行购置，生意业务自己就不正当。并且法令已经明晰克制私人交易出土文物，所以即便他是以公道价值从他人手中购置，而且确实不知情，也不能声称本身是善意购置者；假如明知是出土文物而购置，那就是参加销赃了。

　　近些年来，中百姓间文物保藏热度不减，文物畅通规模犯科生意业务、保藏等乱象丛生。私人可移动文物畅通是否需要专门的法令举办规制？王云霞认为完全没有须要。“因为文物的畅通它是有一些非凡性的，只要把这些非凡性划定清楚就可以了。”

　　事实上，2002 年《文物掩护法》以及今后的数次批改本，在民间文物畅通制度方面都未取得打破。王云霞汇报《中国新闻周刊》，这些批改其实都不在做重大的调解，它的重点都是放在了和行政许可制度的彼此跟尾上，民间文物畅通的制度完全不在历次的批改范畴之内。

　　一位警方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近几年公安部一直但愿敦促民间文物挂号制度，但推不下去。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霍政欣汇报《中国新闻周刊》，敦促民间文物挂号制度受到的阻力很大，文物界许多专家对此持抵抗立场，他们认为会导致大量犯科的文物被正当化。霍政欣认为，奉行民间文物挂号制度，只改文物掩护法还不足，还需要对包罗民法典、物权法在内的法令举办修改，现行的法令框架还难以打破。另外，奉行文物挂号制度，假如不能办理文物的所有权问题，而以占有权取代，政策结果就大打折扣。

　　王云霞认为，这是一个很抱负化的制度。在她看来，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度如法国、日本，成立了私人所有文物的登录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事很难奉行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文物流失追索困难

#p#分页标题#e#

　　2019年头，铸于西周晚期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呈此刻日本东京中央拍卖公司的一则拍卖讯息中。武汉大学汗青学院传授、青铜器研究专家张昌平第一时间看到了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他和其他文物专家发明，该组青铜器通体蓝锈，与连年湖北随州等地出土的曾国青铜器锈色沟通，于是猜测其为犯科走私出境。然而，拍卖公司却提供了一个“民国旧藏”的出身版本。

　　国度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此前接管《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暗示，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并非民国旧藏，而是湖北随州地域春秋早期曾国高品级贵族墓葬出土文物，出土时间为近20年，而且可以或许证明该组青铜器于2014年在上海呈现过。

　　2019年3月6日，国度文物局进一步核查发明，全国21家文物收支境审查打点处均未治理该批青铜组器的出境手续，其为2014年之后被犯科出口至日本。按照东京中央拍卖公司打算，此套青铜器将于3月12日晚在东京圆顶饭馆拍卖。

　　时间紧张，3月7日，国度文物局与公安部连系商定，通过交际尽力和刑事侦查相团结的方法展开追索。3月8日，上海公安构造完成相关观测事情，认定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的委托拍卖人和实际持有人周某有重大犯法嫌疑，正式备案侦查。另一方面，国度文物局向日本驻华使馆传递流失文物信息，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要求日方共同。

　　此时，身处日本的周某，仍坚称青铜组器是其在日本购置的，有正当来历，并未在海内存放过。为了阻止拍卖，担保文物追索，上海警方一直在做事情，要求他携带文物返国。

　　博弈了数月时间后，周某暗示愿意上交。8月20日上午，拍卖公司将曾伯克父青铜组器送至中国驻日大使馆。国度文物局、公安部派出的连系事情组，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和日本外务省代表见证下，完成对此套青铜器的实物判断与吸收事情。

　　上海市公安局相关人士汇报《中国新闻周刊》，此次文物追索乐成在于公安、文物等部分回响迅速，方案设计周密，且互相协同共同默契。假如回收惯常的国际司法协助途径来追索，无疑又是一场“马拉松”。

　　事实上，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外流到日本，只是中国文物走私外流的冰山一角。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高出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西欧、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度及地域，个中国度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连系国教科文组织另一则统计数字显示，在47个国度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

　　而当下的犯科走私还在让更多文物流向外洋。在亚洲，中国香港和日本是中国文物外流的重要中转站和目标地。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霍政欣汇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事1970年UNESCO合同和1995年UNIDROIT合同缔约国，但这两个合同并未延展到香港。香港方面临插手这两个合同都没有努力的反馈，原因是因为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文物商业打点宽松，“文物商业对香港经济有长处，严格打点对经济没长处，反而会增加法律本钱，影响税收，所以一直不是很努力”。霍政欣说。多位受访警方人士指出，连年来日本是中国文物外流值得存眷的偏向。

　　有别于传统的汗青文物大省，上海文化市场繁荣，上海警方将冲击文物犯法的重点放在文物犯科畅通和走私规模。前述上海市公安局相关人士汇报《中国新闻周刊》，文物走私凡是通过夹带的方法偷运出境，一旦遇到海关查抄就称是艺术品、工艺品。另一个途径则是南下广东，借助粤港两地都可通行的车辆从港口偷运出境，有些文物还会被以集装箱货运的方法走私出境。上海公关构造下一步将重点与海关缉私局展开相助，重点冲击文物涉关走私，并但愿成立一个文物快速查抄辨别团队。

　　连年来，中国逐渐加大了针对外洋流失文物的追索力度，有学者就曾发起组建一个专门的文物流失情报部分，重点存眷海外的拍卖公司、博物馆、私人大卖家等。今朝，流失外洋的中国文物一般有四种追索途径，一是在追诉时效内，借助国际合同，通过司法途径追索；二是交际途径；三是外洋华人捐赠；四是购置。

　　文物返照旧一个国际性的巨大问题，外洋文物追索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王云霞认为，固然中国已经插手了1970年UNESCO合同和1995年UNIDROIT合同，但合同规制的工具和效力范畴是有限的，尤其是因为缺乏溯及力，不能办理汗青上流失文物的返还问题；即即是插手合同之后产生的被盗和犯科出口问题，也大概由于对方并非缔约国而无法合用。假如在非缔约国之间提出返还诉求，则凡是需要依据地址地王法令举办，环境越发巨大。

#p#分页标题#e#

　　霍政欣汇报《中国新闻周刊》，1995年的UNIDROIT合同，只有40个缔约国，且大部门都是文物流出国，国际合同只有两边都插手才有约束力。1970年的UNESCO合同，固然有140多个国度插手，但合同自己缺陷太多，是一个妥协的产品，好比它只合用于馆藏文物的流失追索，但中国流失文物不少都是盗墓而来的。

　　另外，在文物追索进程中，还经常面临各国海内法障碍，主要障碍点在于善意取得与文物生意业务。有一种说法认为，按照合同或地址地法，提出返还方需要对善意持有人举办赔偿，这对付原所有人是个较量极重的承担。王云霞认为，被盗文物必需返还这个法则简直立，对很多西方国度既有的善意取得制度是个庞大的挑战，不能不思量到原所有人和蔼意占有人好处的均衡。假如现占有人确实是善意占有人，在购置时已经尽到观测义务，就应该得到公道赔偿。原所有人在赔偿了善意占有人之后，仍可以向前手继承追偿。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40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